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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特权是反腐败的永恒主题

来源:中国纪检监察报2013.3.5 发布日期:2013年04月02日 11:31浏览次数: 文章字号:【大】 【中】 【小】

高波:

反特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

反腐败实践表明,依法合规地行使公共权力并不会滋生腐败,但公仆在特权思想作祟下沦为一心谋私的“家仆”,也就是公权变成了特权,就会成为催生消极腐败和不正之风的温床。反特权需经历长期、复杂而艰巨的过程,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,也不乏失败的教训。

首先,特权有演化性,反特权要打持久战。比如,新中国成立之后,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了高级干部享受紧俏、优质商品的特殊供应制,这些特殊待遇使一些干部俨然成了特殊阶层,一度引起毛泽东、刘少奇等领导同志的忧虑。改革开放之后,尽管从规范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、政治待遇开始推动党内改革,但在经济高增长、社会大转型过程中,突出效率优先而选择性地牺牲社会公平,使社会财富大量流向先富快富阶层。因此,在不同时代,需针对特权形态的动态演变,坚持不懈地实施递进式治理。

其次,特权有顽固性,反特权要打攻坚战。比如,一把手在党内决策上存在程度不同的“特殊权重”现象。毛泽东同志早在1964年就曾批评一些干部独断专行,严重脱离实际、脱离群众,“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也没有”。邓小平同志强调:“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,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,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,必然造成官僚主义,必然要犯各种错误。”时至今日,仍有大量关于党政主要负责人的腐败案例表明,“一把手,一把抓”的决策失范是消极腐败的关键成因。可见,尽管治理力度不断加大,但特权思想根深蒂固,特权行为花样翻新,极有可能出现“纠而复生、去而复返”的情况,治理特权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。
  
  再次,特权有颠覆性,反特权要打生死战。国际共运史和共产党执政史表明,特权从“亚腐败”向腐败转化,从党员个体倾向向党内群体现象演化,势必引发背离党的宗旨、失去群众支持、丧失执政地位等恶果。反观苏共亡党、苏联解体,最深刻的教训就是在苏共内部产生了腐朽蜕化的特权阶层。如直接管理国有企业财富的经济官僚们,借戈尔巴乔夫推行经济自由化之机大搞“翻板经济”,堂皇窃取国家财产。当这些特权阶层欲长期占有特权并将其传于后代,最终选择了能令既得利益合法化的资本主义道路,合谋导演了“亡党亡国”的惨剧。可以说,反特权既是共产党人的反腐前哨战,也堪称生死攸关的正邪大决战。
  
  必须把特权锁进制度、文化和监督的牢笼
  
  反对特权思想、特权行为,不仅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,而且是涉及党和国家能不能永葆生机活力的重大问题。我们必须把反特权作为反腐败的永恒主题,从制度、文化和监督等多方入手,努力将特权思想、特权行为消灭于萌芽状态。
  
  一是扎紧制度“篱笆”。制度是反腐之本。我们党一贯重视以制度观念来反对特权思想,以制度建设来防治特权行为。公职人员通过扭曲公共权力的运行规则和利益指向,使之成为失控失序的谋私特权,这是腐败行为的基本发生机理。只有进一步减少制度缝隙,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,才能让形形色色的特权行为得到根本性遏制。当前,应当以决策权的规范行使为重点,以执行权的阳光公开为支撑,以监督权的权威有效为保障,进一步建立健全权力运行机制制度,确保各级领导的岗位职权在法定轨道上运行。
  
  二是构建文化“护栏”。文化是制度之母。反特权是对腐败“零容忍”的社会心理基础和制度文化基石。邓小平同志曾指出:“搞特权,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。”文化内化于心,也外化于行。当前对特权思想进行文化清剿,应抓紧整治有特权色彩的公务行为、公共形象载体,形成由外向内的“倒逼”机制。如改进会风文风、禁止奢华奢靡等,既有利于秉承公仆精神、摒除特权思想,也有利于净化社会文化生态,形成尚廉鄙腐的社会文化环境。
  
  三是形成监督合力。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指出,防止国家政权机关为追求特殊利益从“公社的公仆”变成“社会的主人”的一项重要措施,就是对勤务人员实行公众监督。应看到,虽然党的组织和纲领对特权具有天然的批判力,但党员个体却对特权没有天生的免疫力。让人民群众享有充分的知情权、监督权,是督促帮助党员干部克服特权陋习、永葆公仆本色的重要保障。在网络监督方兴未艾的大气候下,应深入推进党务、政务和各项事务网上公开,通过科技手段拆掉将党和群众隔开的“无形的墙”。
  
  (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)
 

责编:纪委监审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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